李治为何将朝政交给武则天？

原题目：李治为何将朝政交给武则天？

关于唐高宗李治，身为唐太宗李世民的儿子和一代女皇武则天的丈夫，死后对他的评价也是庞杂的，有功有过，但自从欧阳修撰《新唐书》中把他写作“昏懦之主”之后，唐高宗的标签上永远写上了“昏懦”二字。

唐高宗真的是“昏懦”吗？

唐高宗做太子的时候已经跟武则天产生了不正当关系。那时候武则天是庶母，二人是母子关系。如果二人暗昧之事被唐太宗知道了，效果不堪假想，至少要被废掉太子之位。他敢做这件事，可见他不胆小。

唐高宗继位之初，他的舅舅长孙无忌操纵朝政大权，唐高宗不服，要夺权。当时唐高宗的权势还无法与长孙无忌相抗衡，但是他经过不懈的尽力还是夺了权，最后把长孙无忌贬至外地，致其自杀而亡。

从高宗时代的历史发展来看，他的功劳一点也不逊色于其他任何一个皇帝，包含他的父亲。高宗即位伊始，就立即暂停了对辽东（高句丽）的战争及土木工程的营造。他在即位的第二年，即永徽元年（650年），召集众处所官讯问百姓疾苦，勉励臣下就国计民生发表意见。

他也很擅长听从劝谏。有一次，他出外打猎遇雨，就问臣下：“用油布做的雨衣怎么样能力不漏一点水？”臣下说：“要是用瓦做，就不会漏雨了。”言外之意，是不应出来打猎游玩。高宗高兴地接受了批驳。显庆元年（656年），高宗再次征询如何能够减轻百姓负担。大臣来济指出：过多的劳役是老百姓的一大负担，出工则误农时，出钱又消费很多，应当免除一切不急需的徭役征发。高宗虚心采纳。这种虚心求谏的政治风格与太宗如出一脉。

高宗对于法律建设也十分器重。我国现存最完全的成文法典——有名的《唐律疏议》（与《罗马法》并称），就是在高宗永徽四年由长孙无忌等大臣修订而成的。相对来说，这一时代的执法状态宽平公平，犯法率较低。史载，有一次，大理寺卿唐临向高宗报告说：监狱中在押的犯人只有五十多个，其中只有两人须要判死刑。

高宗时代的军事成绩也不容忽视，唐朝在这一时代消亡了东西两个大敌：西突厥与高句丽，也顺带压抑了一下日本的气焰，换来了中日千年和平。单从征伐高句丽的战果来说，太宗李世民曾亲征却徒劳无功，而后来高宗先后派大将苏定方、李绩（即李世绩）、刘仁轨以及薛仁贵经略辽东，最后兵围平壤，灭了高句丽，并在辽东设立九都督府。后来新罗统一朝鲜半岛，与唐朝树立了良好的关系。显然，高宗完成了太宗没有实现的妄想。

从高宗对于长生之术的沉着态度和对医学的信赖来说，比起乃父太宗也胜出一筹。太宗最终由服食丹药而死，而高宗身材状态虽一直不佳，却能够客观坦然地面对。他对于胡僧的长生药从不迷信，以为“果有不死之人，今皆安在？”他对于御医的治疗都能够积极配合，即使是在他的头上扎针也不介意。另外，他还命令宰相组织名医修订了《唐本草》行世。”

高宗在处理危及皇权和皇位的事件时，也不见昏懦。最有代表性的是产生在永徽三年（652年）的宗室谋反案。当时，唐太宗李世民的女儿高阳公主与驸马房遗爱（房玄龄之子）、巴陵公主的驸马柴令武、高祖李渊的女儿丹阳公主的驸马薛万彻、高祖六子荆王元景等人勾搭在一起，诡计动员政变，欲推荐自称有做皇帝征兆的荆王元景为帝。事情败露以后，高宗立即命长孙无忌负责调查，房遗爱称太宗三子，即李治同父异母的哥哥吴王恪是主谋。高宗武断下令，将房遗爱、薛万彻、柴令武等人斩首，赐荆王元景、吴王恪、高阳公主、巴陵公主等人自尽，吴王恪之弟被废为庶人，房遗爱之弟遭贬，薛万彻之弟被流放。另有一大量有连累的人，如侍中兼太子詹事宇文节、江夏王李道宗等人被流贬。其中，虽然有长孙无忌趁机专权，打击异己的情形，究竟是假手皇帝。观一叶而知秋，看高宗处置这件事情的手腕，恐怕不太可能容忍武则天“专作威福”吧？而这样的铁腕风格，无论如何也不能与“昏懦”挂钩。

综观高宗执政时代，国力在加强，到永徽三年（652年），全国人口就从贞观时代的不满三百万户增长到三百八十万户。此外，民族关系在改善，疆域在拓展。

那么李治为何会被冠以“昏懦”呢？重要原因就是委政于武则天。

显然，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此事绝难以被以男性为主的文臣武将们接受。历史学家们把武则天刻画成一个十足的野心家，整个唐高宗时期基础被武则天的诡计所覆盖。为了阐明武则天的强势，就必需把李治描述成一个很懦弱的皇帝。

那么，高宗为什么把政事委托给武则天？

一是由于他的身材状态不佳，晚年“苦风眩头重，目不能视”，患有相似今天的高血压、青光眼之类的疾病，不能不倚靠他人处置国政。

二是因为武则天自身素质高，而且与高宗在许多政事处置上观点雷同，从而取得了高宗的信赖。再说，唐朝世风开放，女性参政的阻碍相对较弱，所以高宗委政于她并不稀奇。也就是说，武则天参与朝政应当是出于高宗的意愿，并非如历史上评价的 “专作威福”。

另据司马光《资治通鉴》的记录，自从麟德元年（664年），高宗处理了宰相上官仪以后，每逢上朝，武则天都垂帘于后。无论政事大小，高宗都会与她商榷，中外谓之“二圣”。从高宗上元元年（674年）起，皇帝称“天皇”，皇后称“天后”。而此时距高宗放手人寰还有约十年，可见，这种帝后同尊的政治格式是在高宗思维清楚之时确立的。

高宗虽然委托政事于武则天，但不是完整放任。在他身材容许的情形下，一直亲自处置国政，即使到了弘道元年（683年）三月，即临死前的几个月，仍然关注朝廷宰相的任职状态，并罢免了欺凌舅家的宰相李义琰。与此同时，他还常常命令皇太子监国，代他处置国政，而不是完整依赖武则天一个人。所以，在高宗活着的时候，不存在武后操纵朝政，一手遮天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