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精神病患者遭遇歧视排斥 治疗机构面临困境

　　我们的病人

　　中国精力病患者报告

　　精力病院，一个人们熟习而又倍感神秘、惊恐的场合，躁狂、妄图、歇斯底里与抑郁——人们所畏惧在自己身上产生的一切，都可以在那里找到。

　　在那里，他们得到治愈，或面对逝世亡。

　　“疯人被囚在船上，无处逃遁。他被送到千支百汊的江河或茫茫无际的大海上，也就被送交给脱离尘世的、不可捉摸的命运。”这是法国哲学家福柯笔下的“愚人船”，在精力病院涌现之前，精力病患者往往被视为须要“清算”和驱赶的社会过剩而被城市交给船工，任其流落。

　　在古代中国，严重的病患也会被视为家族的羞辱而被软禁或流放。直到113年前，第一所精力病院在中国树立。

　　1898年，清政府风雨飘摇，在广州，美国传教士开办了我国第一所精力病院。虽然比起欧洲晚了5个世纪，但也正因为起步较晚，所以在树立之初，这所医院就有着相对正规的管理系统，在权益、规范、康复等诸多方面都烙下了“文明”的印记。

　　这所医院在我国精力卫生范畴投下了第一道曙光，自此，“应治尽治”作为精力病治疗的根本原则被确立下来。

　　百年后，我国重性精力病患人数已超过1600万，但精力病院床位和执业医师的数目与之的比值却只有1：121和1：842。

　　精力病治疗机构数目不足，经费也往往入不敷出，还面临着人才的困境。“没有优厚的待遇、没有编制、没有发展远景，拿什么招人？”

　　伟大的轻视与排挤，使精力病院看起来更像是让病人远离现实世界的避难所，却又让医护人员陷入了来自社会轻视的焦虑之中，更何况，同为医者，他们的待遇还不及综合类医院的三分之一。

　　社会康复系统的缺失，更让已难负重担的精力病院成为了重症患者的唯一并往往是最后一站。回归家庭，对大部分治愈者来说，是一个妄想。

　　但他们依然要撑下去，医者、患者与家眷，一同化作了被刻意忘却的石雕，保持，期待似乎永不会到来的关注。

　　精力卫生立法，承载了终结——至少改良这一切的万众瞩望。

　　这双眼睛紧盯着我，四十分钟，没有转移。

　　偌大的食堂里，只坐着我和他——一位精力决裂症患者，我们的手相距不足10厘米，面面相觑，我看得到他眼睛里细密的血丝，并感受着他的紧张，他不停地抖脚、搓手，嘴角不自觉地颤动……

　　“你好，我是小安。”他伸出发抖的手，满是汗，冰冷而僵硬。

　　1988年，22岁的小安毕业于某名牌大学的财会专业，是那个时期的“天之骄子”，被众人仰视。由于成就优良，还未毕业，他就被某有名央企的高层引导一眼相中，并用三顾茅庐的执着请走了他。

　　自上岗之日起，小安就包揽了所有的声誉：先进工作者、优良干部、项目带头人……三年后，他成为这个大单位里最年青的“主任”，当年年底，他分得了一套90平米的单元房，迎娶了相恋多年的北京姑娘，抵达事业爱情双丰产的巅峰。

　　小安自满地讲述着曾经的光辉，他清楚地记得每一个声誉，每一个症结的年份，他的眼睛逐渐明亮，嘴角上扬，仿佛进入另一个时空，享受着昔日的荣光。

　　“仿佛是上辈子的事了。”他忽然哽咽，望着我。

　　1992年夏天，他突然病了，毫无征兆。单位引导把他送到了精力病院，告知医生，他半夜在单位散步，谁劝也不理，他凝滞地跟在同事身后，直到进入女厕所，他以为所有人都在议论他，想要杀戮他……

　　“我不记得了，不知道是因为病了，还是因为不想记得。”小安嗫嚅道。

　　从此，小安跌进了地狱。在长达十年的时光里，小安重复住院，直到2003年，他的家人和工作单位都失去了信念和耐烦，再也没有把他接出去过。

　　混沌的二十年，小安的父母相继离世，妻子也分开了他，唯一的哥哥会在每年年底来医院缴费，顺便探望他一次。

　　“哥哥……”小安的声音支离破碎。与小安最要好的护士告知我，去年年底，小安的哥哥来医院探望他，一米八的小安匍匐在地上，抱着哥哥的脚，哭得像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