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称政府缺位与医院定位失当致看病贵

　　卫生总费用由政府卫生支出、社会卫生支出、个人卫生支出三部分组成。在卫生总费用中，政府支出所占比例，1980年约为36%，到了2000年则只有15%。与此同时，个人卫生支出所占的比例迅猛攀升，从1980年的约23%升至2000年的59%。也就是说，在过去的20年时光里，我国政府卫生支出比例以年均1%的速度降低，而个人卫生支出比例却以年均约2%的速度上升。在“十五”期间，个人卫生支出占全部卫生总费用比例超过了50%。因此，看病贵也就成为当今社会的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不少人将矛头直指医院和医务工作者。客观地说，造成这一局势的原因错综庞杂，其中，政府的缺位以及政府对医院定位的失当应当是重要根源。

　　政府未能及时树立完美而公正的医疗社会保险制度

　　上世纪80年代之前，城镇国有和集体单位职工及其未成年子女的医疗费用开支，根本上是由政府和单位承担的。90年代之后，政府开端对医疗保险制度进行改造，逐步形成了政府、单位、个人三者共同承担医疗费用的城镇职工医疗社会保险制度，个人卫生支出在其全体卫生支出中的比重因此而相应上升。

　　目前，我国城镇人口中被医疗社会保险制度所笼罩的绝对数目甚至低于改造开放初期的程度。2005年，全国仅有1.3亿左右的人口纳入了医疗社会保险制度的保障规模，这一人群不足城镇居民的1/3。具体到城镇不同人群，则是收入程度愈低，享有的医疗社会保险待遇的比例也愈低。2003年进行的全国第三次卫生服务调查成果显示，在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户籍人口中，最低收入组的城市仅有12.2%的城市户籍人员享有医疗社会保险待遇。

　　如果说现行的医疗卫生资源的配置在不同城镇居民之间缺少应有的公正与合理，那么，这种失衡在城乡之间的表示则更为显著。城市和农村对卫生总费用的分配比例，1992年为41.5%和58.5%，而到2004年已变为65.1%和34.9%。这就意味着，5亿城市人口所消费的卫生费用远远超过8亿农村人口所消费的卫生费用。目前加入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的人员为8040万，仅占农村人口的10%。如此低的农村医疗保障笼罩率、以及医药费用上涨导致了农民的“看病贵”和“看病难”。

　　强迫性树立与逐步完美笼罩全社会的医疗社会保险制度是政府的根本职责和尽力目的。然而，市场经济发展所需配套的医疗社会保险制度至今未能在全国规模内有效地树立起来。而且政府在城乡之间、在城镇不同群体之间分配有限医疗卫生资源时又显失公正。这是我国近年来涌现“看病贵”、“看病难”并引起老百姓对医疗卫生体系改造争议和非议的重要原因之一。

　　“以药养医”制度在市场机制下走样

　　“以药养医”曾是我国长期履行的一项政策。在筹划经济时期，医院作为公益性服务机构，由政府财政供给经费拨款，同时严厉实施低廉的医疗服务收费尺度。进入上世纪80年代初，国度为了减轻财政压力，把医院作为差额预算单位推向市场。绝大多数公立性医院也成了自信盈亏的市场主体。与此同时，政府物价部门为了掌握物价指数的进步，又严厉掌握医疗收费的调剂。成果，医院为了到达收支平衡，只能在药品利润上做文章 。

　　在市场机制比拟完美的欧美，药品产销也是一个抵触体，一方须要低价，一方须要高价，双方博弈的成果使药品价钱趋于合理。而在我国，由于市场机制尚不健全， 企业、医院、经销商都寻求高价，三方好处一致形成共同体，在与病人博弈中处于强势位置，病人只能成为昂贵药价的蒙受者。

　　虽然从1997年开端，国度发改委已持续17次下降药品价钱，理论上药品降价的空间已经到达了400亿元，但老百姓还是不满意，感到没有得到实惠。另一方面，医院、药厂叫苦不迭、似乎濒临危机。药品的一再降价打破了医院长期以来形成的收入渠道和平衡机制。医院为了正常的生存，就进步检讨费、治疗费等医疗收费尺度来解决因药品收入减少而涌现的收不抵支的抵触。药品降价和医药分别的现实成果，导致医疗服务费用水涨船高。老百姓“看病贵”和“看病难”的问题还是未能得到有效缓解。

　　其实，医药分别后药费未降反升的情形也曾在韩国涌现过。1999年韩国实施医药分家后，一般医院的处方费从1800韩元左右上涨到5400韩元左右，原价100韩元的针剂加上处方费和注射费后价钱甚至高达3000韩元。医疗费用非但没有减少，相反，每月平均增长了3000多亿韩元。以致处所医疗保险基金涌现了6000亿韩元的赤字，职工医疗保险基金也根本消费殆尽，政府不得不采用大幅增长保险费来弥补捉襟见肘的医疗基金。

　　由此看来，医药分家并不能解决老百姓医药费用过快上涨的问题。我国卫生部试图对医院进行药占比的掌握，但随之而来的是“以械养医”和检讨费的迅速上涨，医疗费用依然居高不下，“看病贵”的问题也将难以得到基本性的解决。

　　抓住要点，多管齐下，力求实效

　　“看病贵”是医疗卫生体系改造以来多种抵触逐步累积的成果，有效解决这一问题，须要抓住要点、多管齐下。

　　首先，增强政府应对全部医疗卫生系统改造的通盘斟酌与科学计划。医疗卫生系统包含医疗卫生服务系统、根本医疗保障系统、药品和医用器材质供销系统、医药费用价钱管理系统、财政经费保障系统以及卫生监视管理系统等，涉及了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改委、物价局、财政部、民政部、教导部、工商局等众多政府部门。因此，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造是对一个宏大庞杂体系工程的优化甚至重构，必需由政府综合部门牵头，通盘斟酌，科学计划，协同推动，绝不能由各个部门疏散作战、单方面推动，否则极可能涌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等顾此失彼的问题，难以到达预期的改造后果。

　　其次，进步有限医疗保障资源的应用率。据卫生部盘算，我国城镇职工根本医疗社会保险制度实行六年以来，每年的资金沉淀率高达24%~36%，2001年到达36%。这意味着参保职工每100元的根本医疗保险基金中有36元在账户中沉淀了下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2004年筹资总额达30.12亿元，同期支出的医疗费用仅为13.94亿元，大部分资金形成结余。如能用好用活结余资金，扩展农村医疗保障的笼罩面， 可以使10%的农村人口受益，更好地解决低收入等弱势人群的医疗卫生服务问题。

　　第三，逐步恢复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医疗卫生体制改造最终还是要面对已经商业化的宽大公立性医院，这些医院集中了最根本的医疗资源，是老百姓医疗卫生服务需求的重要供给者。真正解决老百姓看不起病的难题，基本前途还在于对部分已经商业化的公立医院进行改正，恢复其公立医院公益性的特征。通过有重点的财政扶持，将一批公立医院打造为平价医院、平民医院。当然，恢复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并不等于走回头路，相反要强化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在根本保证公立医院必要经费起源的前提下，增进公立医院之间在下降服务收费尺度、晋升服务质量与程度等方面的竞争，在进步公立医院运行效力与效益的同时，最大限度地缓解直至清除宽大老百姓看病贵、看病难的现实问题。

（义务编纂：李俊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