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确诊北京第一例SARS患者，75岁刘又宁教授再赴

　　《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总编、解放军总医院呼吸内科专家刘又宁教授在武汉抗疫一线已经工作两周了，今年已经75岁高龄的他，在第一线的专家里面，应当是年纪最长的了。

　　17年前，刘又宁教授确诊并报告了北京市第一例SARS患者，并在后来的抗击SARS疫情期间，担负解放军专家组副组长。后来组长被SARS病毒沾染了，他就全权负责具体工作。

　　那段时代，刘又宁教授面对面诊疗过的SARS患者，就有100多人，北京市被沾染的部分医务人员的挽救，他都加入了。如今冠状病毒疫情再次袭来，已经七十多岁的刘又宁教授再度披挂出征，重赴疆场。身为呼吸沾染与机械通气威望专家的他，向“医学界”讲述了他对这次疫情的意见。

　　以下内容依据与刘又宁教授的通话录音整顿而成，宣布前已经过他本人审阅。

　　上前线是我的幸运

　　我是2月9号到武汉的，到今天已经两周了，每天都在第一线工作。

　　这次疫情对老年人的攻击性更强，我这把年事算是高危人群了，为什么还要跑到一线来呢？因为我并不把来到武汉当作是人生的一次冒险，而是视作我的一次人活力遇。

　　身为一名医生，一名呼吸病专家，能够在有生之年既加入了抗击SARS，又加入抗击新冠肺炎病毒，并且担当着必定的义务，这是我人生中很大的幸运。我自己也早就期望到武汉亲眼看一看，也愿望能尽自己一份力。

　　我是一名呼吸病专家，也是机械通气的专家，还具有抗击SARS的比拟丰硕的经验，我信任我的经验对第一线的年青医生，特殊是本来没有做过呼吸重症的医生，能赞助他们获得知识和才能，进而挽救更多病人。

　　SARS和新冠肺炎

　　冠状病毒是个大家族，能够传给人的，现在已经有7种了。除了2019-nCoV、SARS-CoV和MERS-CoV外，其它4种致病性都较低，能引起相似普通感冒症状。

　　从病逝世率上看，MERS是30%，SARS全世界的数据是11%，中国大陆是6.8%。为什么SARS的病逝世率差异有这么大？我认为中国医务人员的献身精力是最重要的。现在增援到湖北的医疗队已经有3万多人了，几乎个个都争先恐后的来。

　　SARS和这次疫情的一个雷同之处，是儿童患者都相对较少，症状相对较轻。SARS期间，没有正规报告过几个儿童病例，我知道北京做了一个调查，血清抗体检测SARS阳性的儿童，大概有30多个，但症状都非常轻微。

　　现在新冠肺炎也有这样的偏向，虽然有几个月大的婴儿确诊病例，但整体上症状也都轻微。这也许能解释，病毒的易感性在不同人群间有很大的差异。现在报告的病例有几万例了，80%以上集中在30岁以上，儿童病例较少。

　　SARS一般症状表示为肺炎，不是肺炎的很少，而且一发病就很重，高烧、肺炎。这一点新冠肺炎和SARS也有很大不同，新冠肺炎患者有相当一部分没有肺炎，大部分是轻症患者，但有些患者会在7到10天左右时，突然病情加重。

　　另外，新冠肺炎患者并不必定体温高的才是重病人，我们临床也看到，体温不是很高的患者，最后发展为重症和危重症的也不在少数。

　　我对这次疫情的印象是，患者个体差别非常大，千变万化，不能用一个统一的模式来应对所有患者。我们国度卫健委宣布的诊疗指南已经更新到第六版了，我认为这点做的还是非常精彩的。

　　反抗病毒药不要期望过高

　　这次疫情，预防和治疗还非常艰苦。

　　氯喹是一种抗疟疾药，刚刚写入第6版新冠病毒肺炎诊疗计划了。总的来说，即使有效，也不是立竿见影的那种后果，大家不要期望过高，所谓有效，不过是核酸转阴快一点，体温降低快一点，对病情恢复有一点赞助，主要的是能否阻拦轻型向重型发展，有的药有苗头，但还需证实。。

　　举个例子，抗病毒药里面有个明星药物奥司他韦，但奥司他韦只能治疗流感引起的上呼吸道沾染，解释书里并没有推举能治疗肺炎，并且WHO后来把它降为帮助用药。所以现在我们反抗病毒药不要期望药到病除。

　　是不是个别的抗病毒药能够减少患者从普通型发展为重症，我不知道，好像个别的会，我认为还不是很可靠的证据。

　　现在我们临床上怎么做呢？如果病人突然磨玻璃渗出暗影增多了，氧合产生转变了，我们就会选择恰当的运用肾上腺皮质激素，目前从临床实践看，还是有效的。

　　机械通气不要拖太晚

　　对于重症、危重症病人的治疗，比如无创机械通气、有创机械通气、还有ECMO，卫健委的诊疗计划中都有明白适应症，我认为制订的还不错。

　　但临床上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无创机械通气用到了极限，又连续了很长一段时光，才过渡到有创机械通气。从我实际视察的病例看，这样的有创机械通气就几乎没效了，因为无创用到了极限了，再上有创也不能改良更多，所以有的病人紧接着就上了ECMO。

　　我个人倡导，有创机械通气在有了适应症后就及时进行，不要往后拖。

　　另外一个无法躲避的问题，就是武汉地域危重病人太多，医务人员的力气不够充分，而机械通气、ECMO等对技巧请求都很高。我所懂得的情形是，国内其它地域，好多病人用了机械通气后都胜利了，病逝世率也低于武汉。

　　“恢复期血浆”我以为应当会有效，SARS时代已经证明有效了，后果大小就看中合抗体效价高下了。现在“恢复期血浆”还比拟名贵，往往是采集一人份血浆后分给多位患者用，看看疗效后再持续用，我认为这个策略是对的。

　　终末期患者的治疗后果最差，从最新得到的病理资料看，患者完全的肺泡都不多了，肺泡里有炎性细胞渗出，透明膜形成，肺泡外的间质增生和纤维化非常严重。这样的病人转归不会很好，对这种情形也应当有充足的估量。

　　“部队诊疗计划”

　　解放军有个前方指挥调和组，我作为部队增援湖北医疗队专家组组长，负重要起草义务，制订了一个在部队医院里能够供临床参考的诊疗计划。参与制订计划的人，都是正在第一线工作的专家，都有丰硕的实践经验。

　　我们这个诊疗计划叫《部队增援湖北医疗队新型冠状病毒沾染疾病诊疗计划（试行第一版）》，军队医院有自己的特色，也有必要制订我们自己的诊疗计划。我们这个计划是在卫健委第六版计划的基本上，进行了一些调剂和修正。

　　首先我们的诊疗计划把疾病名称改了，叫新型冠状病毒沾染疾病，国度卫健委把这次疫情命名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我个人认为，统称为肺炎不太适合，因为有相当一部分患者（如卫健委计划中的轻症）并无肺炎。

　　另外，世界卫生组织的英文命名是“COVID-19”，翻译成中文就是2019冠状病毒疾病，并没有称为肺炎，国度卫健委也发文表现英文名称与WHO的命名坚持一致，但中文名称坚持不变，现在中文叫肺炎，英文叫疾病，我认为不是很适合。

　　国度有个名词委员会，里面有个医用名词小组，我来之前，给我打过电话说要开会讨论，我留下了我的看法，不知道最终成果会怎样。现在民众媒体可仍称肺炎，但官方与专业文件应称疾病或沾染疾病。

　　至于本计划中，其他对卫健委计划修正处准确与否，留给宽大读者们来评价。

　　最后我有几条建议

　　一个是能否对肾上腺皮质激素的临床应用做一个前瞻性视察研讨，愿望能得出一些比拟科学的结论，不能到疫情停止了，我们还拿不出来证据证明它到底有没有效，愿望能得出一个国际承认的成果。

　　这也是SARS疫情期间留下的一个遗憾，那时候我们没有前瞻性的研讨，只有广州呼吸病研讨所做的一篇回想性的研讨发表在《CHEST》上，成果以为对轻症患者是没效的，重症患者，已经涌现肺损伤了，是有效的。

　　另外关于抗病毒药物运用，也愿望能通过这次疫情后，得出一些确实的研讨结论。不能这个大夫说有效，那个说没效，最后还是不清不楚。

　　在这次疫情中逝世的患者，有几位比拟年青的医生，我认为可能是侵入的病毒载量太大了，导致症状比拟严重，没能抢救回来，这是医生工作环境决议的。我知道在湖北一线的医生都很辛劳，夜以继日的工作，非常疲劳的状况下，免疫力也会下降。所以我还建议在条件允许情形下，一线医生、护士要恰当轮换，尤其是护士，沾染的几率更大一些。

　　最后一个建议是关于制订法律的，尽量制止食用某些野活泼物，我们应当汲取教训了，我想说的就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