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太平洋岛国的中国好医生

　　中国承担援外义务的医生很多，然而像陈伟蓉教授一样，把援外医疗当作事业做的却不多。近两年来，她因连年履行南太平洋岛国的援外医疗义务、塑造了中国医者的国际形象，多次站在了聚光灯下。

　　多年的眼科工作生活和近年来的援外医疗，为陈伟蓉教授博得了诸多美称：“眼科女超人”、“南粤榜样”、“光亮女神”“中国好人”、“中国好医生”、“中国最美医生”……

　　近日，刚停止马尔代夫援外医疗义务回国不久的陈伟蓉教授，在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热忱洋溢的向“医学界”讲述了她的从医故事。

　　 光亮使者

　　瓦努阿图、萨摩亚、斐济、汤加、纽埃、库克群岛、马尔代夫、塞内加尔，这些国度都是陈伟蓉教授近几年来一去再去的处所。

　　很多当地的居民都记得，一些别人不能做的白内障手术，这位名叫Doc.Chin的教授不仅能做，还做得又快又好。

　　“他们问我叫什么名字，我知道他们确定记不住陈伟蓉，所以告知他们只要记住Chinese Doctor就行了。”陈伟蓉说，“我姓陈，他们都叫我Doc.Chin。”

　　诱发白内障的因素有很多种，糖尿病与眼睛长期裸露在阳光下都是其中原因。南太平洋岛国阳光充分、紫外线强，有以胖为美的习俗，因此糖尿病高发，再加上医疗条件差，大批的白内障患者得不到及时救治。2013年7月，陈伟蓉已50岁，她第一次接到援外医疗义务，此前只从别人口中听说过援外医疗，对这项义务更多的是好奇，但对瓦努阿图和萨摩亚这两个国度闻所未闻。

　　“我们在世界地图上找啊找，怎么都找不到，最后在太平洋群岛才找到两个豆点大的国度。”陈伟蓉教授说，“我们又上网查资料，查到这两个国度被结合国评为最不发达的国度，但人民的幸福指数最高的。”

　　到了瓦努阿图之后，那里的贫困落伍远超陈伟蓉教授的想象：没有网络，没有移动电话，也没有电视，甚至没有一条像样的柏油马路，全部国度只有一盏红绿灯。

　　陈伟蓉教授在瓦努阿图工作的所谓国度眼科诊所，更像是一个简易工棚，手术室里只有两张手术床，很多药品都过期了，连紫外线消毒灯都没有，只有一台破旧的用于眼科检讨的眼科裂隙灯。

　　“我看第一个病人的时候，裂隙灯太暗，我习惯性地开亮一些，灯泡就烧了一个，当地工作的护士一下就哭了。”陈伟蓉教授回想，“她说她们只有这两个灯泡，我赶紧报歉，告知她回国后必定寄新灯泡给她，后来我给她寄了五颗灯泡。”

　　虽然当地经济条件和医疗条件极为落伍，但浑厚的人民给陈伟蓉教授留下很深印象，她感受到了久违的被须要感和被尊敬感。眼科诊所很小，候诊室里甚至容不下10个人，很多患者就在外面默默地等，没有人拥挤吵闹。“看到下午五点钟，我说下一个，却发明病人都走了。他们告知我，医生是上帝派来的天使，现在医生们吃饭时光到了，患者都主动散去，这让人很激动。”

　　让陈伟蓉教授激动的事情还有很多，第一次援外义务之后，她认为在那里做医生真幸福，因为那里的人民真的非常须要、感谢、爱戴医生。她由衷地感叹：“那里都不像是在地球上，仿佛是在外星球，从那一刻起，我就爱好上了援外医疗。”

　　 “工作很累，可我很快活”

　　近三四年来，陈伟蓉教授每年至少两次亲自率领一支四五人的医疗队，到南太平洋岛国履行援外医疗义务。近期她又将出发，去往萨摩亚、瓦努阿图、马尔代夫等国。

　　年逾五旬，早已功成名就的年纪，为什么还要如此奔走？陈伟蓉教授引用了白求恩日记中的一句话：“工作很累，可我很快活。我很满足，这里须要我。”她以为这是对她这六年援外医疗工作最好的诠释，通过这项工作，她不仅感受到了被须要的幸福，还有作为中国医生的骄傲。

　　但在幸福和骄傲之外，援外医疗工作也给陈伟蓉教授带来了歉疚和挂念。对受限于现实条件而无法赞助到的患者，她心里很难受，总认为自己原来可以做得更好，做得更多。在第一次援外义务中，一位患者血糖太高，医疗队里没有降糖药，“我就跟他说，你少吃一些，看明天血糖能不能降下去，第二天一查还是很高，这个病人很穷，住不起酒店，就一直坐在我们诊所门口。隔一天我们就要分开了，我就跟他保证明年还会再来。可第二年再去，已经找不到这个病人了。”

　　每次的援外医疗义务留下的遗憾和挂念，促成着陈教授每年的援外之行，她说她想尽自己的力气去救助更多患者。有一次，她先生说她的魂都在南太平洋岛国上了，但当陈教授在下一次履行义务时自费带他过去后，先生说：“我懂得你了，那里的人民太浑厚、太可爱了，你在做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即使是援外医疗义务中沾染的不明病毒，也未能阻拦陈伟蓉教授的步伐。沾染后的三年里，每个月准时发作一次的病毒都让她头痛、发烧，助手就在办公室给她挂吊瓶。后来她开端去健身房锤炼，不知从何时起，症状消逝了。

　　陈教授说，她爱好做这项工作，现在身材也很好，只要国度须要，只要她还走得动，就会一直保持做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