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盎司预防，胜于一磅治疗：记儿童卫生学家叶

　　一头白发，满藏着她对儿童的爱

　　“一盎司的预防，胜于一磅的治疗。”这句最早出自富兰克林之口的话，后来成为了预防医学范畴的箴言。

　　这句箴言，曾左右了我国一位医学家的人生。她在1935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后，受这句话的启示，毫不迟疑地选择了当时方兴未艾的儿童青少年预防医学，并终生投身于公共卫生事业。

　　她就是我国儿童青少年卫生学奠基人、医学教导家叶恭绍（1908.11.7-1998.4.5），今天是她的111周年生日。

　　摆脱“男尊女卑”桎梏，名校毕业

　　1908年11月7日，祖籍广东番禺的叶恭绍出身于江西一个封建官僚家庭，祖父是进士，父亲是举人，父辈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令家族中的女孩从小便不得不遵照“男尊女卑”的规则，无缘受高级教导。

　　但叶恭绍自幼聪明过人，她决心冲破封建桎梏，在二哥的赞助下，她走出家门、走进了新式学堂，19岁毕业于天津中西女子中学后，考入南开大学，两年后又转学燕京大学医学预科，22岁考入北平协和医学院，27岁便取得医学博士学位。

　　1921年的协和医院，迎来了一位来自美国的教授John B. Grant，他更广为人知的中文名字是兰安生。兰安生是洛克菲勒基金会派至中国的首位公共卫生学家，也是我国第一位公共卫生学教授，在他的提倡下，协和医学院创立了我国最早的公共卫生学系。

　　叶恭绍常常回想起自己大四时，在兰安生的公共卫生课上听到的一句话：“An ounce of prevention is worth a pound of cure（一盎司预防胜于一磅治疗）.”这句话令叶恭绍醍醐灌顶。

　　临床实习时，叶恭绍常常觉得爱莫能助。由于临床检测技巧的局限，很多病人检讨半天还得不到确诊，再加上有效药物的稀缺，医生常常对疾病束手无策。而“治未病”的预防医学， 不正是解决之道吗？

　　于是，叶恭绍在毕业时，坚定地选择了预防医学妇幼保健卫生的方向。

　　锋芒初露：胜似奶粉的“加料豆浆”

　　叶恭绍一毕业，便在协和医学院担负助教，主讲妇幼卫生课。1941年，正值抗日战斗爆发前夕，风雨欲来的中国贫困交加，即使在北平等大城市，养分不良的婴幼儿也比比皆是。

　　为了给发育不良的婴幼儿增强养分，叶恭绍重复试验，调配出一种物美价廉的“加料豆浆”，它能够取代昂贵的奶粉豢养婴儿，为战时失守区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家庭大幅减轻了累赘，也为代乳养分品的兴起指明了方向。

　　1943年，太平洋战斗爆发，叶恭绍又临危受命，担负重庆歌乐山的中央卫生试验院适用养分组主任，为战时军民养分供给了顽强后盾。抗克服利后，叶恭绍回到北平，开办了妇婴保健所。

　　叶恭绍还力排众议，颇有远看法从育龄妇女入手，为当时患有性病的妇女创办了“孕妇花柳病门诊”，真正从源头上清淤除弊，为妇幼健康做了大批有效工作。

　　四面恶语中伤，不改耻辱之心

　　一面叶恭绍热忱投身卫生事业，一面北平也迎来懂得放。新中国成立后，叶恭绍赴北京大学医学院与严镜清教授携手，开办了卫生系，并担负妇幼卫生教研组的引导工作。

　　然而天降横祸，“文化大革命”中，叶恭绍被打成反动学术威望“牛鬼蛇神”，北医妇幼卫生教研组的幼苗也早早凋零。文革前的1963年，叶恭绍遵守周总理倡导青春期性卫生知识教导的指导，呼吁在青春期少年中普遍开展性教导。但她的一腔热情，却成了不怀好意者的“靶子”。

　　叶恭绍的学生、北京大学生育健康研讨所陈新在纪念文中，曾忆起文革时目睹到的叶老的惨状：“只见叶老一下子苍老了许多，头发几乎全白了，手里握着一本红宝书，念念有词，不知在说什么。

　　“卫生系的一名教师俏俏告知我 ， 叶恭绍应用专业幌子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事 ， 去看中学生的阴毛。我不禁愕然 ， 这不是叶老在北京市学校卫生研讨小组进行的著名的生长发育研讨吗！这种有益于儿童青少年健康的科学研讨却被某些别有居心的人恶意中伤 ， 我们只能看在眼里， 疼在心里。”

　　文革停止时， 北医儿少卫生教研组凋敝如寒冬，只剩下叶恭绍一人。但她顾不上为自己洗冤，只是惦念侧重振研讨。文革甫一停止， 她便找到彭真、万里等引导， 说要持续青春期调查，还要持续做儿少卫生学教学与科研。

　　她带些执拗的保持，终于换来了一个又一个结果：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在她的奔忙下，破土动工了；北京儿童青少年卫生研讨所在她的呼吁下，成立了……

　　而叶恭绍自己，仍怀揣与十年前一模一样的热情，不畏敌意，甚至与北京市卫生防疫站的同志一同深刻中小学中，开展龋齿预防，向孩子们普及口腔卫生知识，手把手教孩子们刷牙，帮孩子们修补龋齿。

　　叶恭绍没有多少愤慨，只是说：“只剩下我一个人也要搞儿少卫生科研，我不会去干别的事。”

　　这份对医卫、科学事业的热忱，到80岁高龄也未减半分。晚年的叶恭绍，仍精力矍铄地活泼在儿少卫生事业前线。她不知疲惫地工作，即使视力急剧降低，看书、写字和走路都很艰苦，她也保持请人读报、读唐诗，甚至读完了台湾学者吴大献赠予她的数卷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