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母亲的去世引发的思考：医者该怎样面对死

　　在中国，逝世亡不是个容易启齿谈论的话题。

　　艺术工作者东启6岁时，他的母亲因胃癌逝世，此后家中避谈关于母亲的一切。因为这种缄默，东启多年来一直没能走出母亲逝世亡的暗影。

　　胡医生在医院工作16年后，因为无法面对“病人逝世亡带来的创伤”，选择分开了这个行业。

　　一个契机，让东启决议讲述自己的故事。在这个进程中，他发明，对逝世亡创伤的缄默，同样产生在医生身上，产生在医院里。“在面对、懂得逝世亡这个事情上，我们都不同水平的遭受着来自家庭及社会的疏忽。”

　　以下是东启和胡医生关于“逝世亡”的讲述。

　　Chapter 1

　　 东启：关于“母亲”和“逝世亡”，我都一无所知

　　2000年8月27日，我母亲因为胃癌逝世，我当时只有6岁。家人根本上向我屏蔽了所有和母亲逝世亡相干的信息。即使在我慢慢长大后，他们也很少或刻意不去谈及母亲。

　　我当时无法懂得这缄默意味着什么，模隐约糊感到那似乎是一个装满恐怖的屋子，一旦打开就会有什么不可预知的灾害和处分。

　　也因此，母亲的逝世亡在我这里变成了一个一直没有被说明的事。我慢慢长大后，关于母亲的记忆也逐渐消失。我能回想起的，也只有她性命最后的几个片断，例如她躺在病床上，肚子高高隆起的样子（后来我懂得到那是因为胃癌导致的腹中积水）。

　　这些记忆片断大抵都和逝世亡相干，以至于我后来渐渐将“母亲”和“逝世亡”混为一谈。

　　母亲的话题在我家里消逝了十几年后，2017年初，我回到兰州老家，我的家人忽然认为我的样子变了，变得特殊像我母亲。我和母亲类似的容貌打开了家人记忆的缺口，关于母亲的话题重新回到了家庭之中，我也终于有机遇去懂得她，懂得她的生病和逝世。

　　我忽然意识到，过去母亲的逝世亡在我们家里是个禁忌，但是这并不代表母亲完整被遗忘了。相反，我的家人们从来没有真正接收母亲的逝世亡，以及她的逝世对这个家庭的影响。

　　我谋划了一个“扮演母亲”的艺术项目，家人把我装扮成母亲的样子，我穿上母亲留下来的衣服。我甚至以母亲的身份注册了一个微信号，用来和家人交换。我也开端尝试继承母亲生前的家庭义务——她是家里的大姐，一个担负者、教诲者。

　　我渐渐觉得这不仅仅是个艺术项目。在正视母亲逝世亡的进程中，母亲的能量似乎又重新回到了这个家庭里。

　　在这个进程中，我试着去梳理我的家族史。在兰化，和家族生计息息相干的煤矿产业已经逐渐凋敝，但是它曾经是母亲和姥爷、舅舅关系裂痕的根源。

　　“煤挖空了，你的心也跟着挖空了，镇上变得空空荡荡。”在以母亲的名义给舅舅写信的时候，我试着去懂得吸毒的舅舅、酗酒的姥爷。母亲一直反对姥爷喝酒，后来才发明自己从来没有真正懂得过他，他每天面对着随时可能丧命的下矿，在那个贫瘠的处所，能找到的缓解恐怖的方法，也许就只有酒精了吧。

　　我甚至开端重新思考自己为什么从少年时期就留恋逝世亡诗歌，以及我感伤气质的根源。当我发明我的家庭对母亲逝世亡的缄默，对我发生了这么大的影响的时候，我自己也吓了一跳。

　　 我们怎么说明逝世亡？

　　我在和家人聊天的进程中发明，对于母亲为什么会逝世，他们有着各自的懂得。我小姨会用一种超自然的方法去说明我母亲的逝世亡——她提过我家的风水不好。

　　其他家人则都推测母亲的生病和朝气有关，而朝气的重要原因是舅舅吸毒和姥爷酗酒。

　　这让我对逝世亡有了很多的思考，我们如何能力真正面对逝世亡、懂得逝世亡？

　　我想到，医院的报告——例如病历，或许是对逝世亡最客观最真实的一种说明。我接洽了当时母亲就诊的兰州大学从属医院，愿望能够找到母亲的病历。重复沟通后，医院给了我一段母亲的胃镜视频。

　　近20年前的胃镜视频，胃镜从口中抽出的0.01秒，东启母亲的脸

　　胃镜确诊了母亲的胃癌，这段影像，在我看来，是母亲身材走向逝世亡的一个证据，一个威望的、冰凉的、医学上的证据。但是为什么这种科学的说明，在我家人那里，完整被疏忽了？

　　有了这样的迷惑，我发生了谋划一个由病人、家眷、医生、护士和相干研讨者参与的论坛剧场的想法。在我最初的假想里，这些不同身份的人在一起讨论逝世亡，懂得逝世亡并尝试面对逝世亡。

　　我当时很果断，之所以在这个论坛剧场里纳入“医生”这个角色，因为我认为医生就代表了理性的一面，就像病例一样，他们冰凉、机械化的对待逝世亡。

　　直到我认识了胡医生。她的一句话——“在职业中面对逝世亡，有太多的损害”——打醒了我。我忽然意识到我把医生完整标签化了，他们其实是活生生的人。我在尝试增进懂得的进程中，却不自觉地陷入了对医生的标签化误会。

　　在和胡医生，还有其他医生多次交换后，我的想法产生了很大变更。我开端关注——逝世亡给医生带来的职业创伤。就像我的家庭一样，逝世亡的创伤在医生身上也隐秘却真实地存在着。

　　Chapter 2

　　 胡医生：压垮我的并不是肉眼可见的东西

　　我是2012年分开的医院，在临床上工作了16年，当时我的年薪已经到达了14万。在兰州，这是高收入了。很多人不能懂得我的选择，只有我自己知道，压跨我的不是肉眼可见的东西。

　　我从卫校毕业到医院工作的时候刚刚20岁，可以说，我在很小的年纪，就因为工作的关系开端接触逝世亡。刚开端，病人逝世亡对我的冲击很大。那时候我常常和我的家人、同窗和朋友聊这些。我后来意识到，在和他们倾诉的进程中，我其实在追求抚慰，修复创伤。

　　后来我到医院的血液中心工作，为尿毒症病人做透析，我的90%的病人会逝世亡。透析病人一周来三次，一次透析四个小时，所以我跟病人相处的时光，很多时候比他们的儿女还要长。

　　很多病人走了以后我会放不下。因为和病人在一起久了，就不单只是医患关系，我们之间会发生情绪上的衔接——作为医生，我懂得他生理上的苦楚，懂得他心灵的创伤，也懂得他割舍不下的亲情。所以病人逝世了以后，我会连续的苦楚。

　　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一个27岁的小伙子，他没有爸爸妈妈，家里只有奶奶和年幼的妹妹。他逝世后，我切身感受到了这个家庭的全体悲剧。我的工作生涯也都被卷到这种悲哀之中。

　　 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划掉逝世病人的名字

　　在血液中心上班，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从列表里划掉已经逝世病人的名字。有些时候，我们甚至知道病人什么时候会逝世，这真的很残暴。我记得很清晰，2011年冬天，我们的病人就依照我们预测的次序，一个礼拜一个，接连逝世。

　　职业请求我在工作中投入时光、精神，但不能投入情绪。对于医生来说，必需要具备一种素质——理性或麻痹的面对逝世亡。

　　但病人的逝世亡对我来说却是一种恶性消费。理性和情绪冲突带来的精力折磨，在遇到危重的年青病人时尤其剧烈。

　　我有一个朋友，也是医生，在重症监护室工作。一个两岁不到的小孩，因为先天心脏发育不好，在ICU挽救。作为医生，我们都知道，小孩没有愿望了，但是我们要说服他的家人废弃，这太难了。他告知我，每次和家人谈完后，都感到自己像被抽空了一样，精力会一下子垮下去，没有力气。

　　2012年，我患上了很严重的哮喘，其实那是个跟情感有关的免疫性疾病。哮喘重复发作，7月份我大病了一场。在休病假的时候，我决议分开医院。

　　在分开医院以后，我常常回想起那段时光。我不是一个暴躁的人，但那时我会打孩子。情感很不稳固，因为一件小事，我可能就会被引爆。有时候，开车下班路上，甚至会和路人产生冲突。

　　 麻痹是一种内伤，意味着你的情绪才能在降低

　　我们经常听到医生说，“见了太多的生老病逝世，已经麻痹了”。麻痹是什么？是因为重复的创伤，个体选择的一种回避机制。

　　麻痹是一种内伤，意味着你感受不到苦楚，但是你也感受不到爱，你的情绪才能在降低。

　　现在很多医院开端做临终关心，特殊好，最起码我们开端谈论逝世亡了。一个病人逝世，只是一个家庭的悲剧。作为医务人员，全天目睹逝世亡和苦楚，我们阅历的是无数个家庭的悲剧，但我们遭遇的创伤却从来没有人关注过。

　　只有医务人员被关心、被支撑、被医治，他们才有才能去关心、支撑和医治病人和家眷。

　　我从事医生这个职业之初，就下定决心，我要去关心病人，投入情绪，这和我自己的阅历也有关系。

　　我的父亲在33岁的时候因结肠癌逝世，就在我后来工作的医院——兰州大学从属医院。当时所有人都知道我父亲得了癌症，晚期，只有我母亲不知道。她日日夜夜在医院照料我父亲。父亲身材上只要有不舒畅的处所，她就去找医务人员。但是大家都知道，并没有什么治疗的办法，只能同情她。

　　这些都是我母亲后来回想起来告知我的。母亲还告知我，医护人员的职业化，为了掩护患者家人的隐瞒，其实对她是有隐性损害的。

　　我现在从事心理咨询方面的工作。东启和我说了他的阅历，我很能懂得他。因为避讳谈论逝世亡，他从来没有和自己的母亲正式告别过，但是逝世亡的暗影却一直随同他成长。在医院内部，我们也很少公开谈论逝世亡对于我们的影响，但是事实上，这种影响可能无处不在。

　　Chapter 3

　　 “心地硬能力当医生”正在被纠偏

　　在和胡医生交谈了几次之后，东启意识到，即使母亲已经离世20年，在医生面前，他却借由母亲获得了一个新的身份——“患者家眷”，他和胡医生之间也由此树立了一层特别的关系——医患关系。

　　在这个关系层面上，他们有共同的阅历，也分享着彼此因为家庭和医院内部对“逝世亡”的缄默带来的创伤。

　　想让医生们敞开心扉谈论这种创伤并不容易，“医生职业化的训练会让他们自动去屏蔽很多情感，这些被屏蔽的情感其实是放在了一个很隐秘的处所。”东启说，他愿望，“患者家眷”的身份，他个人的阅历，可以赞助他访谈更多医生。

　　目前，他的志愿小团队共有4个人，除了他和胡医生之外，还有一位愿望以此作为研讨方向的医生，一位兰州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他们都做好了长期投入这项工作的预备。

　　东启愿望做到的，是给医生们寻找一个倾诉的出口。但是他清晰，更主要的，是给医生们一个谈论逝世亡创伤而不必觉得“羞耻”的正当性机制。

　　其实，医疗体系内部也在反思这一问题，哥伦比亚大学长老会医院内科医生、文学学者丽塔·卡伦（Rita Charon）于2000年首先提出“叙事医学”的概念，“心地硬能力当医生”的观念正在被纠偏。

　　以往的医学教导以为，医生的麻痹和自我钝化是一种须要。但叙事医学不是这样，它愿望医生能激动，激动之后，再依据你的才能采用行为。

　　和医院规范化的病例语言不同，叙事医学也勉励医护人员写“平行病例”，写对患者、职业的反思。这似乎就是东启一直在寻找的那个“出口”——通过书写，医生不再须要压制负面的情感，他们也不再因为谈论职业上遭遇的创伤而被批驳“不够职业”。

　　从关注“逝世亡缄默”对小家庭的创伤，到现在转而关注医务人员面对逝世亡的创伤，东启一直愿望“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那是母亲留给他的最后一句遗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