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新波：医改要树立中国特点的慢病防控系统

　　日前，在2014第五届中国慢病管理大会上，广州省卫生计生委巡查员廖新波表现，慢病防控是缭绕医学模式改变的体系工程，须要关口前移。过去，中国卫生政策和医疗界都在关注疾病治疗，却忽视了疾病预防。

　　2009年，国务院宣布的新医改方案中提出，树立健全疾病预防掌握、健康教育、妇幼保健、精力卫生、应急救治、采供血、卫生监视和筹划生育等专业公共卫生服务网络。

　　“然而，一直以来，我们口口声声强调预防为主，但却未贯彻到实际医疗服务当中。”廖新波指出，慢病防控不仅仅是医务人员和医疗体系的事情，而是从顶层到底层，自上而下的进程。医改所有的问题都是缭绕树立一个中国特点的慢病防控医疗系统，并在慢病管理的全进程中，实现医改的三回归：公立医院公益性回归、医务人员劳动价值的回归、尊敬性命理念的回归。

　　慢病防控未放在首要地位

　　廖新波表现，新医改五年来，国度财政对医疗卫生累计投入不少资金，但放眼国际，医疗卫生投入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仍然偏低。中国医疗卫生投入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从2009年的4.4%进步到2012年的5.7%。与国外相比，2000年，美国医疗卫生投入已占财政支出的20.5%，1998年，德国医疗卫生投入占财政支出的18.89%。

　　从投入上看，中国并没有把慢病防控放到首要地位。廖新波指出，中国2011年卫生费用流向显示，投入到公共卫生机构的仅占8%，城市医院占40%，县医院占13%，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占3%，卫生院占6%，卫生行政管理机构占2%，门诊机构占10%，药品零售机构占10%，其他占8%。

　　廖新波指出，大批的循证医学研讨证明，60%的死亡与慢性病有关，且70%的慢性病可以通过预防来掌握。那么，在有限的资源下，如何合理使用公共卫生资金呢？

　　他建议，公共卫生资金分配优先顺序有四个金尺度：一是安全有后果，所投入的疾病负担大，社会有需求；二是符合社会伦理和公正准则；三是具有成本后果和成本效益；四是经济上可行、组织上可行。

　　另外，公立医院以疾病为中心的模式导致其以经济为中心，呈现过度医疗等现象。廖新波以为，中国必需正视这个问题。如果公立医院以防控作为中心，就会尽量让公众少生病。

　　政府责任不明

　　3月2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强调，基础医疗卫生服务是“公共产品”，必需下大力量保障人民群众的基础医疗卫生服务。

　　但在现实中，公立医院的基础医疗、慢病防控都存在过度市场化的问题。廖新波表现，各级医院片面寻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形成了各自独立、相互竞争的格式，造成医疗行动的扭曲，淡化了公立医院的公益性，侵害了医疗服务系统的运行效力。

　　“导致上述成果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政府投入不足。”廖新波指出，以2010年广州、深圳、香港三个城市的收支情形为例，广州、深圳、香港三个城市的GDP分离为10604.48亿元、9510.91亿元和17841亿港元；三个城市的医疗预算开支分离为21.5亿元、43.41亿元和540亿港元，三个城市教育加医疗预算开支占税收的比例分离为1.33%、5.48%和44.92%。

　　廖新波表现，“内地财政对教育医疗的投入状态由此可见一斑。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公立医院不得不走向市场化，最终扭曲其公益性。”

　　他总结表现，问题症结还在于政府责任不明、理论隐约、补偿机制迟迟不能制订、监管机制没有树立及缺少第三方评估。

　　形成尊敬性命的气氛

　　廖新波还表现，这须要从制度与社会上形成对性命的尊敬的气氛，并明白政府与社会的各自责任。如果中国落实好政府责任，让市场去做该做的事情。那么，慢病防控必定会得到有序推动。

　　廖新波建议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改良：一是要明确医疗服务的属性。基础医疗并非医疗服务产业，不可“薄利多销”。因为“薄利”往往与偷工减料、窥视知识和亵渎性命相连。

　　二是完美监管体制和医疗服务系统。行业组织的自律与自治系统要构建起绝对的专业监视威望。

　　三是改造医生薪酬系统与支付系统。过火指责医院和医生的医疗行动很伤害行业自尊，而且根本就是一种懒政。要从根源上和法律上增强力度，保障医生的权益。

　　四是增强医学科普教育，加强全民健康素养，形成尊敬性命和尊敬医生的社会风尚。

　　五是规范媒体广告宣扬，甚至制止医疗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