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药价钱高未进国度基础药物目录

　　我国基础药物目录有307种，各省平均增补188种，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平均配备基础药物到达了500种左右。对此，有的医生说够用，也有的医生说不够用。那么，基础药物毕竟够不够用？记者进行了采访调查。

　　基础药物缺的重要是进口药。由于价钱较高，超过国度供给才能，没能进入国度目录。

　　在广西南宁市那桐镇中心卫生院三楼病房，记者见到了正要给方爱香做阑尾手术的外科主任陆善君。陆善君在卫生院已工作10年，在用药方面相当有经验。

　　“基础药物的品种够不够用？”记者问。

　　陆善君答复：“一开端没有增补的那段时光，因为很多用惯的药没有了，确切不够用，后来增补了196种，现在已经够用了。”

　　记者了解到，为了让基础药物用起来，卫生院进行了绩效工资改造，财政进行兜底，陆善君每月工资稳固了，不须要再从开药中获取收入，比以前还能多挣1000多元。

　　在宁夏盐池县花马池镇卫生院中医诊室，有20多年执业阅历的副主任医师赵福正在给患者左金凤开处方。赵福说，刚开端用基础药物的时候，确切不适应，感到品种太少，后来经过培训，一个月后终于适应了，每张门诊处方也能按要求掌握在24元以内。

　　盐池县村卫生室也推行了基础药物，但是只配备120种。如此之少，够用吗？在裕兴村卫生室，村医季建军说：“没想到也够用。”去年到现在，季建军已就基础药物培训了10次，卫生室配备了常见几十种疾病的用药处方指南，季建军不仅只用120种药物就给村民治好了病，每张处方的费用还都能掌握在十几元以内。

　　“其实，以前那些用药知识都是自己探索出来的，现在学会用药知识、对照处方集后，想想都后怕，太不合理了。”季建军说。

　　目前，我国政府举行的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全体配备了基础药物。据山东淄博市张店区凯瑞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医师杨瑞红介绍，基础药物基础够用，但缺乏一些儿科用药及一些剂型较适宜的药物，大医院转回社区使用的慢性病类用药品种也较少。

　　记者发现，一些二、三级综合类医院不设儿科，这些医院也缺少儿科用药。在基础药物目录里，糖尿病、肿瘤等康复用药也有，但大多是国内药厂的仿造药，缺的重要是进口药，由于价钱较高，超过国度供给才能，没能进入国度的目录。但有不少处所将其纳入省级增补目录。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讨中心教授李玲说，我国地域差别大、发展不平衡、医疗保障制度条块分割，因此各地需求程度不同。基础药物制度首先是 “保底”，满足最基础的医疗服务需求，让每一个老百姓都能看得起病、用得起药。

　　多年来，基层已形成以“三素一汤”(指抗生素、激素、维生素和注射液)为代表的“习性用药”，这种需求不能一味满足

　　全世界有150多个国度制订了基础药物目录，他们的目录一般有多少品种？世界卫生组织卫生体系发展小组组长裴珊睿介绍，瑞典制订了一份大约包含200种药物的“明智清单”目录，供初级和二级医疗服务机构使用，用于治疗初级医疗机构门诊及住院医疗服务中80%的常见病。另外还遴选了97种药物用于专科的二级医疗服务机构。

　　今年3月，北京大学医药管理国际研讨中心曾专题研讨了27个省份已颁布的增补基础药物目录，平均增补188个，加上307种国度基础药物，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平均配备基础药物到达了500种左右。该中心主任史录文说，对比印度德里350种基础药物、澳大利亚650种面向全民的药品津贴福利筹划目录，目前我国基层使用的基础药物数目，重要面对常见病、多发病，已经能够满足基础用药的需求。

　　复旦大学药物经济学评价与研讨中心主任胡善联说，上海的基础药物加上增补的品种到达600多种，但实际上基层常用的只有近400种。

　　“与其他国度相比，中国抗生素、激素和注射剂型药物的使用量较大。患者对可能不必要、价钱昂贵以及对健康有潜在迫害的药物需求很旺。人们将基础药物误会为便宜药物，而没有将其视为物有所值的药物。”裴珊睿以为，我国公众对非专利药物、基础药物的认识和认可以及合理使用不足。其实，制订基础药物目录，目标是为了增进使用基础与安全药物，这些药物对常见病是最有效的。她建议开展患者教育运动，进步科学用药意识，减少对不必要药物的需求。

　　杨瑞红说，自己的用药知识培训都是在二级医疗机构进行的，他们的用药规模包含了医保目录的2000多种药物，规模确切太大，而且多是习性性用药。“基层百姓都是常见病、多发病，他们愿望少花钱看好病，我感觉这种培训太少。”她说。

　　“多年来，基层已形成以"三素一汤"(抗生素、激素、维生素和注射液)为代表的"习性用药"。这种需求不能一味满足，基层药品配备应当掌握在必定数目内，逐步转变基层不合理用药的现象。”史录文说。

　　患者到二三级医疗机构看病，拿着处方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看病，很可能就买不到处方里的基础药物

　　裴珊睿以为，基础药物制度的力气依赖于初级医疗服务的质量，以及及格的卫生工作人员。由于卫生工作人员要向患者提供用药建议，因此有必要将基础药物概念纳入医务人员基本教育和继续教育，对使用基础药物给予奖励。依据国际最佳实践，实现卫生工作者的报酬与药物出售、服务和诊断完整脱钩是非常主要的。卫生体系的筹资及卫生机构的资金获得，应该以提供优质医疗服务、合理使用药物和技术为目标，从而实现最佳的健康成果和社会福利。

　　在我国，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以药养医机制，医生的收入与药品的出售挂钩，只有多开药、开贵药，医疗机构能力维持生存。当前，我国基础药物只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使用，对二三级医疗机构尚没有要求。二三级医疗机构没有将基础药物作为首选药物，也没有进行撤消以药养医机制的综合改造，医生收入仍与药品出售挂钩，因此，二三级医疗机构医生还在“习性用药”，而不是合理用药。患者到二三级医疗机构看病，拿着处方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看病，很可能就买不到处方里的药。

　　上海交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马进以为，基础药物是针对我国疾病模式遴选的成本后果最好的药物。基础药物具有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的属性，保障人群健康所必须的药物，具有安全、有效、优质、成本后果、可及和支付得起的特色，属于人群健康的基础保障领域。所有机构都应优先使用这些药物。建议在二三级医院也要实施基础药物零差率政策，同时要求优先使用基础药物，规定使用比例，将之纳入二三级医院的医院考察指标内容之一，使基础药物制度的贯彻不留有空间。

　　依照《国度基础药物目录管理措施(试行)》的规定，我国的基础药物目录须要每3年调整一次，明年面临目录的调整工作。卫生部药物政策与基础药物制度司司长郑宏表现，继续调研各地基础药物使用情形，汇总剖析各地增补药品情形，注重与现有相干药品报销目录和临床路径相连接，并突出重大疾病和慢性病基层防治的须要，在规定的时限内完成《国度基础药物目录》调整工作。

（责任编纂：王小楠）